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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斯科的选择
对于车臣的分裂活动，莫斯科当然看得非常清楚。但从1991年11月车臣宣布独立，直到1994年底这三年，叶利钦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不得不把两只眼睛都闭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自有他的原因和苦衷。因为随着车臣问题的爆发，他必须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他作为前苏联的掘墓人，正在为苏联的解体与各种政治力量斗智斗勇。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换上一幅面孔，以捍卫俄罗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姿态，反对车臣民族分裂势力。否则，很难说在俄罗斯从苏联挣脱出来之前，自己是不是首先解体了。
叶利钦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俄罗斯的民族情况与苏联同样复杂。在构成联邦的89个主体中，有为数不少的自治共和国，他们加入联邦的时间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其中哪个民族要求独立是对被颠倒了的历史的重新颠倒，在叶利钦看来，只能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作为政治家，他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国家在他的手中失去一寸土地。更何况车臣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不仅仅是一寸土地，它很可能波及所有自治共和国，危及到整个联邦。
这种危险实际在车臣危机发生不久，在其他地方就有了苗头。“8·19”事件后，随着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原来的自治共和国纷纷要求将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共和国。其中鞑靼等五个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的自治共和国，都与车臣一样提出了独立要求，试图一步获得与俄罗斯平起平坐的地位。与这些国家同时提出要求的还有雅库特共和国。
此外，在有些原来并非是自治共和国的地方，也有人开始筹备建立“萨哈林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准备日后宣布独立。
俄罗斯民族国家争取“独立”的风潮也波及到其他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在车臣宣布独立前后，都提出了与所在加盟共和国脱离的要求。就连总共只有434万人口的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也打出了“独立”旗号。在328万人口的亚美尼亚，有人竟然想把很少有人知道的邵武逸地区划出来，成立一个国家。
在为数不少的地方，原来的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更长远的事业了。为了在“独立”后拥有更多领土，相邻的共和国发生了民族纠纷甚至是武装冲突。发生在北奥塞梯与印古什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事例的典型。
印古什和北奥塞梯都是世代居住在北高加索的两个民族，后来同车臣一样，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其中北奥塞梯成为共和国的时间是1936年，它的东面与印古什和车臣接壤，北面是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南面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相连。该国面积8000平方公里，人口64万。
与北奥塞梯相邻的印古什共和国只有16万人口，曾经与车臣共同组成过车臣—印古什共和国。1991年11月2日车臣宣布独立时，由于印古什不愿意随车臣一起独立，经俄罗斯议会批准，于1992年6月4日，成立了印古什共和国。但其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与车臣有较深的渊源。
印古什和北奥塞梯两国矛盾的起因，与1944年车臣等少数民族被斯大林驱逐到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件事有关。在这次行动中，印古什人也因为“破坏国家安全”举族搬迁。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决定恢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从此，印古什人和车臣人一起，陆续返回家园。可是，当他们回到家乡后发现，印古什西面与北奥塞梯共和国相邻的一部分领土，主要是弗拉季高加索市郊和马尔戈别克区的一部分，已经被北奥塞梯人纳入了自己版图。由于当时两国都是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所以这个矛盾暂时被掩盖了。
1991年4月26日，为了彻底否定苏联时期的做法，由叶利钦主持的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关于为受迫害民族恢复荣誉法》。该法规定，类似印古什这种情况，北奥塞梯应该把原来属于印古什的领土，归还给该国。
在这个法律公布时，苏联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俄罗斯则正在全力谋求独立，根本无暇顾及条文执行与否，这就导致双方都采取了一些过激行动，使两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两国间的武装冲突发生在苏联解体一年后的1992年10月30日。这天，一支大约由150人组成的印古什武装，来到两国边境切尔缅村附近的一个国家汽车检查站，打伤了正在那里值勤的两名俄罗斯内务部军人，抢走一辆运输车，把检查站的六名工作人员扣为人质。随后向切尔缅村的北奥塞梯人发起攻击。由于这里距北奥塞梯共和国武装力量驻地并不太远，所以，村子里的北奥塞梯人很快就得到增援。随后，两国不断向这里增兵，事情越闹越大，双方都动用了装甲车、大口径火炮、迫击炮，造成了很大伤亡。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叶利钦总统为此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决定从内务部队派遣3000名士兵和警察，进驻两国交战地区。但就在内务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前，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1月2日，印古什的部队已经推进到距北奥塞梯首府弗拉季高加索只有几公里远的杰弗拉赫，并且切断了从弗拉季高加索通往格鲁吉亚的道路。当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从当日14时起到12月14日14时止，在印古什共和国和北奥塞梯共和国全境实行紧急状态。在此期间，任命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希扎担任因特殊情况成立的临时政府首脑。第二天，叶利钦发表告俄罗斯同胞书，呼吁印古什和北奥塞梯人民保持克制，承诺联邦政府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当地人民的生存和享受和平的权利。同日，俄罗斯议会民族院也发表宣言，呼吁两国保持克制。重申在联邦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11月4日，临时政府首脑希扎与印古什代表经过谈判达成了从当日20时起停火的协议，北奥塞梯危机有所缓解。
11月10日，俄罗斯军队开进印古什，同时对印古什的邻国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印古什共和国对俄罗斯的做法非常愤慨，表示要与俄军展开游击战。
11月14日，车臣共和国开始干预这个事件，总统杜达耶夫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军队开进印古什的目的在于入侵车臣。他认为造成印古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领导人顽固坚持错误民族政策。他还攻击北奥塞梯领导人引狼入室，让俄罗斯以此为跳板，对高加索兄弟发动侵略。他宣布在车臣西部实行战争状态，并且扬言，如果印古什兄弟需要，车臣人民将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抗击俄军的入侵，保卫自己的家园。
15日，车臣部队与俄罗斯军队发生交火，双方都有人员负伤。这是俄罗斯军队第一次与车臣武装发生正面冲突。
12月10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关于调解印古什共和国和北奥塞梯共和国内部武装冲突的决定》，以及关于印古什和北奥塞梯局势的声明。《决定》和《声明》改变了冲突初期对北奥塞梯偏袒的态度，要求双方坐下来谈判。将北奥塞梯临时政府改为印古什和北奥塞梯共和国临时政府，由相对中立、冲突双方认可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沙赫赖担任临时政府首脑，继续从事调停工作。从长远上讲，准备利用与格鲁吉亚划分边界的时候，平衡两个国家间的领土争端。
在俄罗斯政府和军队干预下，印古什和北奥塞梯的冲突暂时得到了解决，但车臣人在其间的表现引起了联邦政府的警觉，有人认为车臣人正在高加索招降纳叛，把与联邦政府的冲突扩大到车臣之外。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里发生这些事情是不能允许的，而所有这些又大都因车臣宣布独立引发的。为此，叶利钦下定了绝不让车臣脱离俄罗斯的决心，这也成了他处理车臣问题的底线。
那么，为什么莫斯科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对车臣的变化熟视无睹，在从车臣撤军等问题上还做出了重大让步，最后形成了养虎为患的局面呢？答案不止一个，而这些答案恰恰是摆在叶利钦面前的难题，需要他做出决断，做出选择。
这些难题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如何同时扮演好“民主斗士”和“国家卫士”这两个角色。其二是如何应付西方的指责。因为此时的叶利钦正迫切需要西方的支持。其三是如何面对国内反对派。因为他不能在自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给对手以口实。其四是他知道与车臣的矛盾一旦激化就只能通过武力解决，而这种方式能不能起到杀鸡骇猴作用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对于其他要求独立的国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能对所有的自治共和国都出兵吗？所以，他必须慎之又慎。
在这万难之际，叶利钦想出了“以夷制夷”的办法，而这种办法不论成功与否，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基本条件是在境外要给执政者制造麻烦，在境内要有代言人。
从1992年起，莫斯科冻结了车臣的财政，很快就使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随后，叶利钦又在1992年10月出动武装力量，封锁了车臣边境，宣布车臣实行紧急状态，断绝了它与外界的联系。此后，联邦政府开始资助他们在车臣境内的代理人，把武器和资金源源不断的送给了杜达耶夫的反对派。
当时莫斯科在车臣的代理人是阿夫图尔哈诺夫，他们在1992年3月、1993年4月，曾经两次向杜达耶夫发起过“软硬兼施”地冲击，但都被对手击溃了。
1994年7月，阿夫图尔哈诺夫应召赴莫斯科，与总统办公厅主任费拉托夫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几天后，车臣反对派加紧了活动，8月2日，他们宣布罢免杜达耶夫的职务。但后者却说阿夫图尔哈诺夫是莫斯科豢养的卖国贼，反倒命令他交出武器，解散武装，声称要对他们进行严厉制裁。
这时，车臣确实已经内外交困，经济崩溃，民穷财尽，同时，反对派的力量也已经基本形成。以Y阿夫图尔汉诺夫为首的反对派占领的纳德捷列奇纳亚区，实际已经成了全车臣反抗杜达耶夫的中心。
杜达耶夫也深感形势严峻，他在这年8月23日，通过车臣新闻社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对车臣进行经济封锁、武装干涉和颠覆。在讲话中，杜达耶夫强调：鉴于俄罗斯情报机关在车臣境内的破坏活动和保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威胁，车臣政府请求联合国专门委员会，向车臣派遣特别代表，监督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动向，并把这一问题长期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俄罗斯方面否认杜达耶夫的指责，并且声明不准备通过武力解决车臣问题。
9月3日，莫斯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是几年来的“深谋远虑”得到回报的时候了。于是，揭开面纱，公开发表了《告车臣人民书》，呼吁车臣人民行动起来，推翻杜达耶夫政权，明确表示支持反对派。
9月15日，杜达耶夫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当局正在以武器和金钱支持反对派，同时下令在车臣实行戒严和宵禁。
10月份，杜达耶夫的部队对反对派控制的据点发动了多次进攻，造成了数百人伤亡。
从1994年11月起，反对派发动了对杜达耶夫的反攻。11月17日，在联邦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反对派攻克了杜达耶夫武装控制的据点布拉茨科村，击毁了步兵战车3辆、装甲运兵车1辆、高射炮1门。
车臣武装力量司令部在这次战斗结束后向媒体揭露，是俄联邦正规部队动用坦克、火炮和飞机向该村发动的攻击。
遭到打击的杜达耶夫将整个国家引入了战争状态。11月22日，车臣成立了以他为首，由九人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责成政府制定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计划。
23日，杜达耶夫的支持者在格罗兹尼总统府前举行大规模集会，表示响应政府号召，拿起武器，“抗击俄罗斯及其代理人的入侵”。
从24日开始，车臣反对派基本形成了对格罗兹尼的包围，并且发起对外围几个村镇的攻击。
25日晚上，在武装直升机和火箭炮摧毁了杜达耶夫武装阵地后，由40辆坦克组成的反对派装甲车队，开始向格罗兹尼市内推进。11月26日早7时，先头部队占领了共和国国家安全局和内务部大楼，上午9时，反对派攻进了总统府。
然而战斗远没有结束，或者说刚刚开始。当反对派的坦克攻进杜达耶夫政权这几个象征性建筑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所有阁员和武装分子都不知去向。反对派意识到出了问题，但为时已晚。随着杜达耶夫一声令下，整个城市几乎同时变成了战场。没过多久，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狙击手，就把反对派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
对格罗兹尼的突袭失败了，反对派在这次进攻中不仅没抓到杜达耶夫，还有70多名赶来助战的俄军士兵和下级军官成了杜达耶夫的俘虏。开始，莫斯科不承认这些俘虏所干的事情是政府行为，无奈被俘士兵把一切都招了。车臣方面对莫斯科辩解的回应是：如果莫斯科不承认这些俄罗斯公民——军官和现役士兵站在反对派一边，并且参加了对车臣的战争，就要在11月29日枪杀他们。
至此，策划了三年，通过车臣内部解决问题的计划功败垂成。恼羞成怒的叶利钦于11月29日早晨6时，发出了措辞强硬的《致车臣共和国武装冲突参加者的呼吁书》，他在这份近似于命令的文件中，要求车臣交战双方必须在48小时之内停止军事行动，放下武器。在命令中叶利钦指出，如果他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得不到执行，就将在车臣全境动用国家拥有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制止流血，保护俄罗斯公民生命、权利和自由，在车臣共和国恢复宪法法制、法规与和平。
同日，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车臣反对派表示同意执行叶利钦命令，但杜达耶夫的发言人却拒绝响应联邦总统的呼吁。这位发言人在他所发表的声明中，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不能对车臣的处境置之不理。
杜达耶夫的态度把叶利钦逼上了绝路。要么允许车臣“独立”；要么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可能突破底线的联邦总统终于选择了后者，因为与三年前相比，他已经有了动武的条件。
二是谁错过了政治解决良机
1994年11月30日，也就是叶利钦发出停火命令的第二天，杜达耶夫政权总理Я·马莫达耶夫以车臣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
昨天，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针对车臣和车臣目前的局势发出了气急败坏的强烈警告，似乎俄罗斯的全部灾难皆来源于此。
他在俄罗斯大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持反对意见者，利用有时自然发生的事实，煽风点火，有意识地企图唆使鲍里斯·叶利钦迈出强硬的悲剧性的一步……
人民信任的车臣共和国政府和深感不安的人民，能够通过折中方案和车臣共和国宪法达成全民族的一致，而且有具体的相互可以接受的建议，通过政治手段明确俄车关系。
我们呼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俄罗斯政界的健康力量和全体俄罗斯人民，尽一切可能不让空前的悲剧出现，这种悲剧的结果是未必有胜利者。如果我们不能防止又一次高加索战争或者“高加索的阿富汗”，历史不会饶恕我们。
尽管从字面上看，这份声明的用词有些挖苦，也流露出车臣非法武装与俄罗斯抗衡的决心。但同时能够看出，声明里对和平解决车臣问题的建议不是作秀，而是一种乞求。关于这一点，从车臣对被俘的70多名俄罗斯军人的态度上也可以得到证实。这天下午，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与杜达耶夫直接通了电话。格拉乔夫首先承认在这些战俘里有被反对派雇佣的俄罗斯军人，但他要求杜达耶夫能按对待战俘的惯例，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没费太多口舌，杜达耶夫就在电话中表示他将以一个军人的荣誉，保证这些战俘的安全，同时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将其释放。
这是车臣发出的和平信号，北高加索仿佛又有了躲过一场战乱的希望。
作为回应，叶利钦在他所发出的《致车臣共和国武装冲突参加者的呼吁书》中规定的时限到期的时候，即12月1日早6时，又发布了一份《关于在北高加索加强法制的一些措施》。在这份文件中他做出保证，对那些未对平民犯有严重罪行，且在1994年12月15日前自愿放下武器的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给予大赦和特赦。
为了表明总统的态度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天中午，国家杜马也就和平解决车臣问题发表了如下原则：
（1）车臣所有非法武装应放下武器并解散。
（2）对未犯有严重罪行且自愿放下武器的公民，根据大赦法免于刑事责任。
（3）在武装冲突过程中被俘和被非法拘禁的人应予释放。
（4）民族和解问题应按高加索民族的习俗，在车臣的族长会议上解决。
（5）应在联邦级别上立即给予车臣共和国全面的经济援助。
（6）应在共和国举行民主选举。
（7）俄罗斯总统鲍·叶利钦应是车臣共和国和平、政治和经济稳定、法制以及选举有依据的保证人。
必须指出，叶利钦和国家杜马当时主张用非战争手段解决车臣问题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关于这一点，在第一次车臣战争进行当中的许多关键时刻都能得到证明。
既然双方都有这种愿望，看来“解决车臣共和国危机的政治手段就没有用尽”，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是俄车双方当事人，很多关心北高加索局势的政治家几乎都有这种见解。有人开始出来斡旋，其中曾经发挥过一些作用的是印古什总统P·奥舍夫等。
12月5日，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委托，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斯捷帕申和俄罗斯出版委员会主席兼临时新闻中心主任格雷祖诺夫到达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参加与杜达耶夫政权代表的谈判。
格拉乔夫在机场对记者介绍此行的任务时说，这次的目的主要是“评估形势，而非炫耀武力或以战争威胁。如果杜达耶夫和反对派同意与我见面，毫无疑问，这种选择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们的谈判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遵循俄罗斯联邦宪法，立即解除匪帮队伍的武装，在12月15日前交出武器。”
虽然他从开始就声称不炫耀武力，但这位国防部长还是向媒体透露了俄罗斯军队的部署。他说，在靠近车臣的三个地区，已经部署了由武装力量分队、内务部队分队和“特种兵”分队组成的军人集团。联邦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车臣问题无望的情况下，立即采取“强力措施”。
格拉乔夫还对俄军近日的一些行动做了解释，他说，空军在格罗兹尼机场及机场附近炸毁了6架图—154飞机和10架Л—39型教练机。因为前者正在为杜达耶夫武装运送弹药，而后者已经装备了武器，准备用于作战。
格拉乔夫最后告诫人们，“任何飞行器，未经允许想要进入格罗兹尼，都将被击毁。”
这位国防部长在这里没有告诉人们俄罗斯空军封锁车臣领空的真实目的。几年后，从几位当事人的谈话中得知，当时采取这样举措是防止杜达耶夫手下的亡命徒驾驶飞机袭击俄罗斯的核电站或者其他核设施。
对于格拉乔夫的武力威胁，格罗兹尼方面也采取了相应对策。所有年龄在17岁至60岁的男子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在总统府附近挖掘战壕，在主要交通线上埋设地雷、设置鹿砦，在高处修筑狙击点，准备与俄罗斯人赌个输赢。
直到现在，叶利钦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车臣问题时，偏偏派去一位国防部长。就是这位部长，在一个非官方场合，当有人问及如果俄罗斯对车臣采取“强力措施”，需要多少兵力和多长时间才能赢得胜利时，他面带微笑告诉大家，只需两个空降团，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仿佛整个车臣都掌握在他股掌之上。
身材矮小的格拉乔夫1948年1月1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州的一个工人家庭，1969年毕业于梁赞空降兵高等军事学校。经过10年努力，1979年，格拉乔夫担任母校的伞兵教导营营长，后来又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从1981年起，他分别以空降兵354团团长和103近卫空降师师长的身份，两度参加苏军在阿富汗的行动。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于1986年晋升为少将，并先后获得阿富汗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列宁勋章。1988年5月，格拉乔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1990年，年仅42岁的格拉乔夫从苏联最高军事学府——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同时被任命为苏军空降兵司令，授予中将军衔。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软禁并企图废黜总统戈尔巴乔夫的“8·19”事件。由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大障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决定调106空降师到莫斯科，保护重要部门，同时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攻打叶利钦等人占据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楼。格拉乔夫以空降兵司令的身份直接指挥了这次行动，但他不仅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没有对“白宫”发动攻击，还主动拜见了叶利钦，承诺决不向民主派使用武力。格拉乔夫的态度使“8·19”事件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从而改变了苏联历史。而这位空降兵司令在几天后就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92年5月7日，格拉乔夫被授予大将军衔，11天后成为俄罗斯国防部长。
格拉乔夫就是在这种春风得意之间插手车臣问题的。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但是，他的得意使他骄狂，而骄狂又使他流露出对车臣的轻蔑，这就是他后来把差事办到了反面的原因。
格拉乔夫等人到达莫兹多克的当天下午就与格罗兹尼代表进行了接触，但是能找到的共同语言实在太少，就连谈判地点都要争争讲讲。
第二天，人们意外的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了格拉乔夫与记者的一番谈话。他说：“我在这里讲的内容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不久前，我和杜达耶夫俩人在隔壁房间里进行了一对一单独谈判。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焦哈尔，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让我们彼此以军人相待。让我们这样解决，不要像阿富汗的经历那样，使车臣流血。焦哈尔，你莫非要对我们开战，如果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他问：‘莫非你们真的要动手？’
我说：‘是的，真的下了决心，你准备真正的战争吧，不过现在还不晚，必须承认所有的决定非法并放弃武力行动。’当时他对我说，他不能放弃。
我问：‘你为什么不能放弃？’这个人脱口而出：‘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会下台，不过，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仍然会执行我们已经批准的决定’。
于是我对他说：‘那样的话就是战争。’他说：‘是的，战争！’”
格拉乔夫把这样一番谈话公诸世人的目的，似乎是在证明，战争是杜达耶夫背后的人挑起和坚持要干的。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就是杜达耶夫必须用实践证明，格拉乔夫的话都是谎言。怎么证明？答案是比所谓背后的人更主战。这就是说，自打格拉乔夫与记者的谈话发表，杜达耶夫本身就失去了回旋余地，车臣问题也就丧失了政治解决的希望。
恰在此时，几方面对和平解决车臣问题不利的因素几乎同时对格罗兹尼产生了影响。一是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尔巴拉—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阿迪格和阿布哈兹等高加索国家的一些民族极端分子，在纳尔奇克召开了高加索民族联合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这样一个决定：若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并像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时那样行动，高加索民族将援助车臣人民。
第二个不利消息是联邦政府暗中支持的车臣反对派，表现出对俄罗斯军队迟迟不发动进攻的强烈不满。它的武装力量总司令Б·甘捷米罗夫对媒体说：“俄罗斯联邦会议就车臣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其用意是用承认杜达耶夫政权换取这些人签署联邦条约，这种做法证明这些议员们根本不明白车臣冲突的实质。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斗争只发生在车臣独立的拥护派和反对派之间，其实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这里发生的一切，是所有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式刑事制度作斗争，斗争将继续下去，直至完全消灭万恶的杜达耶夫集团。”
至此，有关各方的态度都已经明朗：
俄罗斯总统及议会极力要避免战争，但军方却跃跃欲试，他们对车臣的军事力量不屑一顾，总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作为军人，杜达耶夫深知与俄军抗衡是螳臂当车，但同其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样，他渴望有奇迹发生，也决心在这条道路上孤注一掷，不惜身败名裂。
国外的民族极端势力推波助澜，虽然一旦战争爆发，他们所能给予的“援助”几乎是微乎其微，但这顿大喊大叫却叫车臣分裂分子觉得背后似乎涌动着千军万马。
车臣反对派盼望俄军用武力把杜达耶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的奥妙是：如果采用其他方式解决了车臣问题，现在的格罗兹尼政权就必然要有一席之地。
谁都知道战争是破坏，是流血，是骨肉离散并将结下世世代代的积怨，但为什么此刻大家都这么钟情于它？
三兵伐格罗兹尼
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谈判毫无进展。12月11日，叶利钦发出了《关于在车臣共和国境内保障法制、法规和社会安全措施》的密令，与这份文件同时发出的还有一份《告俄罗斯公民书》。俄罗斯总统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自己的同胞：“今天，1994年12月11日，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和国防部的部队分队奉命进驻车臣共和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俄罗斯的完整和车臣境内外俄罗斯公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有可能遭到破坏。”
告公民书说：“我们的目的是，寻找到政治解决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车臣共和国问题的办法，保护公民免受武装极端主义分子之害。但是，车臣共和国全面内战的危险阻挠了和平谈判，阻挠了车臣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接到总统密令的第一批俄罗斯军队共3万多人，从当日7时起，从西部、西北和东部三个方向，开始向车臣挺进，第一次车臣战争全面爆发。
12月12日，俄罗斯国防部收到了这样一份报告，称向格罗兹尼挺进的俄军，在第一天里就有了伤亡。具体数字为：
死7人，其中军官2人，
伤13人，其中军官6人，
被俘17人，
损失坦克1辆、装甲运兵车1辆，汽车22辆。
此后，在整个车臣战争进行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传来。
俄军的损失是非法武装顽强抵抗造成的，他们在通向格罗兹尼的各个关隘、路口都修筑了工事，埋设了地雷，利用山高路险的地形，集中兵力袭击俄军的薄弱环节，使联邦军队的推进速度非常迟缓。这种抵抗在接近车臣首府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激烈。公路两侧的山上，没多远就会出现一支由五、六十人组成的游击队，打死几名俄军后就钻进山林。公路上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道鹿砦，当俄军下去清理时，不是遭到埋伏在附近狙击手的射杀，就是踏响了地雷。
在付出不小的代价后，俄军终于形成了对格罗兹尼的包围。这时，叶利钦又给了非法武装一次机会，甚至同意派联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到杜达耶夫选择的地点进行高级别谈判，但是已经进入战争状态的车臣却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12月18日，《自由》广播电台直播了这家电台记者C·舒斯特尔对杜达耶夫的专访。在两个人的对话中，舒斯特尔问道：“假如您本人有可能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晤，您会带着什么建议去？”
杜达耶夫回答说：“根据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我不得直接与叶利钦会晤。”
记者又问：“与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呢？您会带什么建议与他会晤？”
杜达耶夫答：“我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应当坐下来讨论迫切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不过，我现在也不打算去会晤切尔诺梅尔金。这种会晤应当做好准备并解决许多关键问题。”
看来战争是不可避免了。在杜达耶夫与记者这番谈话播出后，由非法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开始向观众讲述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怎样对付空袭和化学武器。杜达耶夫也一方面在电台号召人们“把坏蛋赶出家园”、“将战线引到莫斯科、引向克里姆林宫”，一方面布置格罗兹尼失守后如何转入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捍卫国家独立”。
黑压压的战云笼罩了格罗兹尼，笼罩了车臣。
1995年1月1日，俄军开始攻打格罗兹尼。在这次行动中，俄军共投入了38000人的兵力，动用了230辆坦克，454辆步兵战车，火炮和迫击炮388门。
虽然兵力和装备占绝对优势，而且在半个月后又把人马迅速增加到8万。但是，战斗进展并不顺利。车臣非法武装在这座城市里布置了近百个据点和抵抗枢纽部，集结了11万名武装分子，配备了35辆坦克，40部装甲车和10多部“冰雹”式火箭系统，使俄军的进攻到处受阻。车臣人没有像俄军在战前想像和宣传的那样，见到开过来的坦克就望风而逃。相反，有的非法武装分子竟敢跳出掩体，手持反坦克兵器，以血肉之躯直面隆隆开过来的钢铁，与之同归于尽。在这样的场景面前，倒是一批批俄罗斯士兵被吓破了胆，乖乖当了俘虏。
国家杜马议员维克托·舍伊尼斯与另外几位议员曾经参加过营救这些战俘的工作。他向人们介绍的情况是：“开始时把这些孩子——被俘的俄罗斯士兵带来给我们看。他们完全无精打采，很肮脏，衣衫褴褛。他们讲述说，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去哪里和去干什么，他们被装进车厢运到了莫兹多克，接着从莫兹多克又被用没有修好的车辆运到格罗兹尼，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彼此都不认识。这不是在什么地方多少经过了磨练的部队，而是匆忙收罗起来的士兵……”
这位议员说：“我认为这是由俄罗斯的指挥部搞出来的一个屠宰场。他们把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战火锻炼和对作战行动没有准备的士兵抛了出来。”
1995年1月4日13时，对战场的情况大为不满的叶利钦将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等统统传到克里姆林宫，讨论车臣战事。在听取了格拉乔夫的汇报后，叶利钦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格罗兹尼战斗行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进城后下一步干什么？军队的任务是什么？内务部队的任务是什么？
为什么市内作战行动没有内务部队的支持？
为什么用年轻战士在市内作战？他们是否进行过在市内作战的训练？
在市内使用坦克和装甲技术兵器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格拉乔夫以前说过“在市内使用坦克是无知的”提出的）？
为什么不切断武装分子由南面和其他方向进入格罗兹尼的道路，使之得到了补充？
什么时间能攻克市内的要害目标？或者说直到最后能不能完成？
实际伤亡是多少？我们、武装分子和平民的实际伤亡各是多少？
哪些目标遭到火箭打击和飞机轰炸？为什么油田起火？
杜达耶夫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地下室藏着还是逃跑了？如果是逃跑，为什么没逮住他？
格罗兹尼的作战行动是怎么策划的？
有没有关于武装分子据点的情报？计划怎么使这些据点中立化？采取了什么政策？
是否研究过撤退方案？
与坦克有无稳定的联系？给坦克下达了什么命令？
谢·科瓦廖夫根据安·科济列夫的秘密请求与杜达耶夫谈判的结果怎么样？
总统像机关枪扫射一样，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可见他对车臣的战事非常焦虑。可是，这些问题一起提了出来，使与会者光把题目背下来就得些时间了，哪里还能找到答案？鉴于对车臣开战的决策层都不能圆满解答总统提出的问题，叶利钦下令，从1月5日零时零分起，停止轰炸和炮击格罗兹尼的目标。
其实叶利钦提出的这些问题，最有权利回答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他自己。因为其中好多事情涉及到高层决策或者是在高层决策失误影响下造成的。对于发生在车臣这场战争，应当说联邦和车臣双方早都有心理准备，但当战斗在四年后真正打响时，俄军却仍然是仓促上阵，乱作一团。在这次战争中，联邦总计动用了4个兵种、5个军区和3个舰队的10多万人马，可谓用牛刀杀鸡。但由于事先准备得不充分，作战计划非常粗糙，所以，大多数部队都是在战斗开始后匆匆赶到，随即就投入军事行动的。60%部队在向车臣进发途中临时编组，官兵之间互不相识，不少新兵不仅没参加过战斗，有的连枪都不会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参战队伍士气相当低落。士兵们在进入战壕后不是研究如何消灭敌人，而是在讨论这场战争是否合理合法。由于对战争认识不一致，国防部有3名副部长辞职；11位将军致函国家杜马，对战争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一批战地指挥官因贻误战机被撤职。所有这些，导致俄军在开战后，全无王师之相，在给自己造成了不应有损失的同时，还助长了非法武装分子的气焰。
尽管俄罗斯军队在对格罗兹尼的进攻中没有打出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武装部队的气势，但占领这座城市毕竟是早晚的事情。经过两个多月的争夺，1995年3月6日，俄军终于攻下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了这座城市。在最后的争夺中，俄军出动了“苏—25”强击机，还投下了几枚能穿透水泥墙的炸弹。
杜达耶夫没有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他的有生力量是在完全可以坚持战斗的情况下，主动撤出的，而且非法武装主要成员一个都没有死伤或被俘，这就为后来解决车臣问题留下了隐患，甚至可以说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几天后，俄军将格罗兹尼防务移交给内务部所辖部队，挥师南下，对盘踞在古捷尔梅斯、萨马什金、巴穆特等地的非法武装进行清剿。然而城外的战事比集中力量攻打一个城市进行得更糟。非法武装分子化整为零，分成数不清的战斗小组，藏在平民中间，与其周旋。以至于俄军每次使用重武器或空中力量时，伤及的平民都比武装分子多得多。为此，国家杜马在4月12日通过了《关于调解车臣危机的措施》法，禁止在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动用武装部队和建立非常的管理机关，但是这项法律被叶利钦行使总统权力否决了。
4月28日，叶利钦签署《有关使车臣局势正常化的补充措施》命令，宣布从当日零时起，至5月12日零时，在车臣停止军事行动。但这份《命令》同时指出，“当出现武装挑衅时，俄军可以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这已经是叶利钦在战斗进行过程中第二次命令部队在未取得最后胜利前停火了，联邦总统这个决定是在一个国际大背景下提出的。因为1995年5月9日，将要在莫斯科举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将应邀参加。莫斯科不想让这些贵宾分不清哪些是庆祝胜利五十年的礼炮，哪些响声正在把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和无辜的平民炸得血肉横飞。
总统的命令得到了贯彻，但军方对此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半个月的时间，足以使非法武装得到很好的休整和补充，而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更多俄罗斯军人流血牺牲。
这时，从莫斯科到格罗兹尼，人们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总统把这场战争过于政治化了。
一架架贵宾专机刚刚离开莫斯科伏努沃机场，“苏—25”对车臣的轰炸就恢复了。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较量，俄军终于控制了车臣90%的领土，把非法武装分子赶进了靠近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的深山。
四以恐取胜的布琼诺夫斯克事件
1995年6月14日，也就是俄军攻下杜达耶夫最后一个较大据点沙托伊的第二天，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非法武装分子巴萨耶夫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跳出俄军包围圈，来到俄罗斯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劫持了1000多名人质，要求与俄军谈判。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联邦政府被迫做出重大让步，基本满足了恐怖分子要求。6月19日，俄军开始撤退，巴萨耶夫也撤回车臣，800多名人质获救。
谁也不曾想到，造成数以万计人员伤亡的第一次车臣战争竟然是这样结束的。
由于指挥这次行动的恐怖分子头目巴萨耶夫至今仍未归案，所以，关于这次事件的组织策划和一些重要情节并没有彻底搞清，俄罗斯内务部根据目击者和受害人以及参与处理这件事情官员提供的情况，归纳出来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1995年6月14日中午，在车臣通向俄罗斯联邦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布琼诺夫斯克市的公路上，出现了一支车队。他们由三辆带帆布篷的“卡玛斯”和一辆“日古利”组成，四辆车都没有车牌和扩大号，但从颜色看，三辆大车显然是军车，而走在前面的“日古利”是一辆警车。
前面不远处就是位于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卡斯皮斯克公路104公里处的检查站了，但车队没有减速停车接受检查的意思。由于这里距车臣边境只有100多公里，所以，检查人员比较认真。当天值班的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看到这种情况赶紧出来阻拦，但坐在小车里一个身穿警服的人，只是用手向车厢上面指了指，厉声告诉他们车里装的是从战场上拉下来的俄罗斯军人尸体，随后就带着车队冲过哨卡。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布琼诺夫斯克市内务局值班室，值班人员也觉得情况可疑，于是下令追堵。车队是在距检查站三公里的地方被一名内务部人员发现的，但这时早已进入市区，而且有一辆“卡玛斯”已经脱离车队，向医院开去。事后人们才知道，武装分子在这辆车上装了许多武器弹药，同时，不少于50名恐怖分子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潜入市区，等候在那里。当这些人拿到武器后，医院很快就被他们控制了。
走在路上的另外几辆汽车此刻仍然拒绝检查，直到内务局大楼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才将车停下。但就在汽车还未停稳的瞬间，从几辆车上突然跳下近百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他们手持自动步枪和火箭筒，在几秒钟之内就打倒了跟在后面陆续赶来的警察和内务部工作人员。然后，一边疯狂地向大楼扫射，一边向里面冲去。很快，这座五层大楼就被他们占领，所有工作人员都成了人质，恐怖分子把他们赶到大楼外面的广场上。这时，人们才知道同时遭到攻击的还有附近的市政府大楼、少年宫、消防队、储蓄银行大楼和“斯塔夫罗波尔”工业建筑银行大楼。
此刻，被集中到广场上的人质已达400~500人，恐怖分子在路上截了几辆公共汽车，把他们赶到车上，由“卡玛斯”一前一后押送着向医院走去。路上，武装分子不时朝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开枪和对天鸣枪，制造恐怖气氛，以防人质逃跑。
当日16时，被劫持的人质来到医院。这时，在这里工作的450名医护人员和大约500名病人也早已被看管起来，他们被集中到一起，其中的七名军警当场被杀害。
布琼诺夫斯克市是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但这时被扣在医院的已达1400多。也就是说，有将近3%的居民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
直到18时，街上的枪声才逐渐停下来，所有的恐怖分子都退到医院。在这一个下午的袭击中，有六名歹徒被打死。被武装分子打死打伤的有70多人。
消息震动了俄罗斯，震惊了全世界。正在休假的切尔诺梅尔金总理返回莫斯科，立即要求内务部设法与恐怖分子取得联系，了解释放人质的条件。
当天深夜，一个叫沙米尔·巴萨耶夫的人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为他不仅承认发生在布琼诺夫斯克市的恐怖事件是自己策划和指挥的，而且还以杜达耶夫政府颠覆和破坏支队指挥员的身份，提出释放人质的前提是结束车臣战争；由叶利钦或切尔诺梅尔金直接与杜达耶夫谈判。
15日早晨，由于没有按恐怖分子的要求安排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巴萨耶夫又下令杀害了五名人质。他对自己制造的残杀和绑架的解释是：“我们已经发誓要把战火扩大到俄罗斯领土上来。我们不是匪徒，我们在被迫拿起武器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家庭和自由…… 什么时候牺牲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牺牲，我们必须死得体面。……我预先警告过，如果有人向我们开枪并且打伤了我们一个人，我就打死五个人。倘若我方有一个人牺牲，我就打死你们10个人。这不是个偶然的数字，它是从格罗兹尼和车臣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军人就说过，每个俄罗斯人都要用10个‘叛逆分子’来偿命，今天，这个比例应该颠倒过来。”
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了。可是这么重大的课题，这样的天价，而且其中显然带有浓重政治恐怖主义的色彩，以至于切尔诺梅尔金不得不把事情上缴给叶利钦总统。可是后者却偏偏要在6月16日去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会议，他在登机前留给下级和媒体的意见是：“最后的结论现在我不能说，但是我有特工部门的几份报告，有总结性的结论，没有最后敲定。不过，应该等到悲剧结束，然后当然一定会做出结论和组织结论。”
谁也没听明白他说了些什么。这是一个通病，许多政治家在关键时候，在具体问题上的指示都是让人听了和没听一样，可能这就是领导艺术。
叶利钦的态度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抗议。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人强烈要求他马上返回俄罗斯，直接到布琼诺夫斯克市去处理人质事件，而不应赖在加拿大充当“6+1”或者“7+1”里面的“1”。
不知道联邦安全局局长斯捷帕申和内务部长叶林是理解还是误解了总统指示精神，总的来说，由他们两人牵头的解救人质委员会，在处理事件过程中始终采取强硬路线。他们从莫斯科调来了精锐的伞兵部队和防暴特种部队，将整个布琼诺夫斯克，特别是被歹徒控制的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6月17日凌晨4时，解救人质行动正式展开。经过四个半小时激战，内务部队占领了大楼底层。但是在这次行动中有70多名人质被打死，另有同样数量的人质被打伤。担任主攻的“阿尔法”部队和内务部队各有3人和7人牺牲，多人负伤。
当天下午14时20分，解救人质委员会又组织了第二次攻击。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由于双方争夺的二楼突然起火，对楼上人质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这时，已经有100多名人质在战斗中死亡，情况让莫斯科的切尔诺梅尔金心急如焚。在两次武装营救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他决定不管总统反对还是支持都要与恐怖分子谈判，不能让那些无辜的平民再流血了。
6月18日凌晨2时40分，切尔诺梅尔金同巴萨耶夫在电话里直接对话。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这位总理将多家媒体请到办公室，并且同意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现场直播。
切尔诺梅尔金：“我是在同沙米尔·巴萨耶夫讲话吗？好了，现在清楚一些了……首先，请停止射击好吗？只要我们还在谈话，并且在谈话后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不要射击好吗？我这里有大众新闻媒体的一些代表在聆听我们的交谈，他们会监督我今天的承诺是不是在日后得到执行。我准备发表声明，现在就下命令，停止在车臣的战斗行动和轰炸。怎么样？你们还需要多少时间商量？沙米尔·巴萨耶夫，我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我要为今天发生在国家的一切负责。告诉我，你们还要商量多长时间？……上午10时，不要等到上午10时，我认为上午8时是最合适的。”
从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直接通话开始，布琼诺夫斯克市医院的枪声确实停了下来。但是，直到上午11时，在切尔诺梅尔金又一次与巴萨耶夫通话后，恐怖分子释放人质的条件才搞清。后者在电话中称，如果满足这些条件，他们将首先释放人质中的妇女和儿童各100名。条件的具体内容是：
（1）俄罗斯军人立即停止在车臣的战斗行动；
（2）开始同车臣前“总检察长”乌斯曼·伊马耶夫以格罗兹尼名义率领的车臣代表团谈判；
（3）提供帮助非法武装分子撤离的交通工具。
这次电话谈判的时间所以推迟到中午进行，主要因为叶利钦要在当天上午返回莫斯科。在总统专机尚未进入俄罗斯领空时，切尔诺梅尔金与几个强力部门领导人就来到机场，他们希望在候机室就得到明确指示。
看来在机场汇报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所以，一切都只好按切尔诺梅尔金的想法进行了。
在这次电话谈判中，切尔诺梅尔金希望巴萨耶夫立即释放全部妇女、病人和儿童。他说，在车臣全面停火的命令在最近几个小时就可以下达。
6月19日凌晨4时30分，切尔诺梅尔金在电话里通知巴萨耶夫，联邦政府已经通过俄军驻车臣联合部队司令库利科夫上将下达了从18日20时起，在车臣全境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巴萨耶夫也通知切尔诺梅尔金，大部分人质已经被释放。
19日当天，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和发生人质事件的布琼诺夫斯克，同时进行着两个谈判。前者是为落实恐怖分子的第二项条件进行的关于和平解决车臣问题的谈判。车臣方面的代表果然是杜达耶夫政权的“总检察长”伊马耶夫，联邦方面的代表是米哈伊洛夫。为了体现谈判的公平和公正，特意把谈判地点选在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格罗兹尼代表处。在布琼诺夫斯克的谈判主要是在料理后事，即怎样为非法武装分子撤离做准备。官方参加会谈的人包括联邦内务部部长叶林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局局长等。
下午16时，两地的谈判都取得了成果。随后，一支由七辆公共汽车、一辆冷藏车、一辆救护车、两辆国家汽车检查局的轿车、四辆新闻记者乘坐的大巴，总计1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出了布琼诺夫斯克，车上共有73名歹徒，17具歹徒尸体。此外，还有114名自愿人质，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把恐怖分子送到安全地带。这些人里面有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当局的各级官员、9名国家杜马议员、16名新闻记者和一些汽车驾驶员。
车队出发前，虽然巴萨耶夫要求当局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并且向现场的最高长官索取了保证书。但内务部的人还是在为巴萨耶夫提供的大轿车上放置了催眠瓦斯罐，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武装分子发现了，而且险些造成又一次屠杀。路上，匪徒们两次停车，等候他们先期逃离布琼诺夫斯克的同伙。车上的人质在目睹了一切后不得不发出感慨，在布置了几万人马的俄车边境，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来去自由哇？
6月20日19时20分，车队来到距达吉斯坦只有四公里的赞达克村。一个小时后，所有人质都被释放，巴萨耶夫也带领他的手下，钻进了达吉斯坦的山林。
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库兹涅佐夫向上级汇报的材料中人们得知，在布琼诺夫斯克事件中，总共造成了126名人质死亡，200多人受伤，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710亿卢布。
制造这起大案的沙米利·巴萨耶夫1965年出生在车臣维捷诺地区。1982年中学毕业后在苏联某空军基地服役，当消防队员。1987年退役后，他曾经三次申请莫斯科国立大学，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只好和弟弟一起进入莫斯科土地规划学院学习。这时正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年代，巴萨耶夫不甘寂寞，在学校里做起生意，最后，终因影响了学习，被学校除名。
离开学校后的巴萨耶夫在莫斯科开了一家中介公司，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把生意做得很大，一举成为车臣人在莫斯科的首领之一。
在与车臣人的交往中，巴萨耶夫逐渐认识了一些民族极端分子，潜移默化之间，他也逐渐从一个“世俗化民族主义者”变成了激进穆斯林。
1991年，杜达耶夫在车臣宣布独立。一心指望在政治上找到前程的巴萨耶夫弃商从政，回到故乡。当时他以为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完全可以一步登天，没想到在竞选中还是输给了那位退役将军。因为控制选举的几位车臣元老和富商，对杜达耶夫那鲜红的历史和资历更欣赏。
巴萨耶夫没有灰心，他决心从头做起，让车臣人看看，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当年11月9日，巴萨耶夫带领四名恐怖分子，以手榴弹和手枪为武器，将一架图—154客机和机上的171名乘客，从俄罗斯矿水城劫持到土耳其。在俄联邦政府答应了一些条件后，巴萨耶夫才释放人质，返还客机。
从此，巴萨耶夫声名大振，在回到车臣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被杜达耶夫任命为总统卫队特种任务营营长。
这时，前苏联正在解体，高加索一带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挣脱苏联，挣脱俄罗斯，实现自己构想中的独立。1991年11月，14个民族的“代表”在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共和国签署条约，决定成立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及其军队，目标是建立一个西起黑海，东到里海的独立的高加索国家。会议结束后，阿布哈兹就开始了试图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的武装斗争。为了支援战斗在阿布哈兹的战友，北高加索许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潜入格鲁吉亚，直接参加了同格鲁吉亚政府的战斗。
1992年8月，巴萨耶夫率领第一批车臣自愿兵进入阿布哈兹，同格鲁吉亚军队作战。由于作战勇猛，他在几个月后就被任命为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军队侦察部队司令。不久，巴萨耶夫又被提拔为阿布哈兹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负责组织、协调和直接指挥来自14个国家，总计10000多名“自愿兵”。在阿布哈兹这段经历，使巴萨耶夫有了在山地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为日后在车臣与俄军周旋创造了条件。
在车臣总统杜达耶夫的支持下，巴萨耶夫最后当上了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军队总司令。但由于这支队伍派系林立，难于管理和指挥，所以，在格鲁吉亚的深山里蹲了几年，也没打出一片天地。
但是巴萨耶夫的行动在客观上却为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格鲁吉亚被迫同意俄罗斯以保护居住在这里的俄罗斯公民，同意在阿布哈兹驻军，这场战争才算结束。应该说，在格鲁吉亚发生阿布哈兹危机期间，巴萨耶夫在客观上与俄罗斯内务部的人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曾经得到过他们的支持。
1994年2月，巴萨耶夫从阿布哈兹返回车臣，不久，就被派往阿富汗，在阿富汗圣战者马苏德军事训练营接受准军事化训练，学习游击战法。
1994年冬季，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巴萨耶夫赶回车臣，在杜达耶夫麾下担任侦察营营长，带领一群个个都身怀绝技的士兵，避开正面战场，深入到俄军身后，专门袭击俄军的指挥机关和后勤供应单位，使联邦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
1995年6月13日，俄军攻占了杜达耶夫在车臣南部的最后一个据点沙托伊，杜达耶夫本人也在受伤后钻进了深山。人们都以为车臣战争到此结束了，就连莫斯科都给联邦军队前线指挥部发去了贺电。但就在举国上下还陶醉在庆祝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由巴萨耶夫组织的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使车臣局势发生了逆转。
在这伙武装分子出发前，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葬礼，决心在这次行动中与人质同归于尽。所以，当巴萨耶夫把他们中的大部分又毫发无损地带回车臣时，人们仿佛看到了从天而降的神灵。从此，关于巴萨耶夫的神话在车臣到处流传。
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巴萨耶夫以为凭他的声望和“贡献”，又可以在竞选中获胜了，可是没想到在1997年1月27日的大选中，他仅获得25%的选票，输给了相对比他温和的马斯哈多夫。
对于马斯哈多夫任命他为政府总理的决定，巴萨耶夫并不满意。此外，对这位新总统在车臣独立问题上的态度，巴萨耶夫也不认同。为此，他拒不解散私人武装，并于1998年7月辞去总理职务，成为马斯哈多夫的反对派。在几次逼宫不成的情况下，巴萨耶夫开始尝试通过武力推翻马斯哈多夫政权。为此，他在车臣及周边地区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恐怖事件，给车臣及联邦政府造成很大威胁。
这些都是后话。
五血战“五一村”
布琼诺夫斯克事件使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获得了喘息机会，同时也动摇了俄罗斯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执政基础。6月21日，国家杜马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以241票赞成、72票反对、2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多数议员对上百名恐怖分子竟能携带大口径武器，穿过一道又一道俄军哨卡，深入俄罗斯境内100多公里，制造这样的惊天大案表示震惊。同时，他们认为在人质事件发生后，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得当，以至于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在这起事件发生前后，俄罗斯媒体对此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且大都言辞激烈。就连军方主办的《红星报》，都在其发表的评论中指出：“整支部队攻占城市，冲击政府大楼，枪杀和撞死路人，扣押上千名病人为人质，这已经是一场战争，一场侵略…… 国家根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新的威胁，也没有对击退它做好准备。不是一个、两个，而是200个手持大口径机关枪的战斗队员通行无阻地进入纵深100多公里。只是当他们开始按自己的计划行动时，他们才被发现。如果他们攻击的不是只有5万人口的布琼诺夫斯克，而是斯塔夫罗波尔、罗斯托夫甚至莫斯科？要是刽子手乘着‘卡玛斯’汽车进入红场呢？”
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克里姆林宫在1995年6月29日召开了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专题会议。遗憾的是直到这时，就连事件的一些情节都没有搞清。匪徒的准确人数到底是多少？其中的一部分究竟是怎么事先进入市区的？他们使用的武器和弹药是随身带进去的，还是早就藏在市内什么地方了？如果是带进去的，他们怎么能坚持四个多小时的枪战，而且不吝惜子弹？对布琼诺夫斯克的恐怖行动是巴萨耶夫计划的全部，还是一起更大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不要说匪徒的情况没有搞清，就连自己的情况都没搞清。比如说对医院发动攻击的命令是谁下达的？匪徒到底是经过哪条路线越过车俄边境的？为什么每个部门介绍的情况都不一样？
总之，有关方面的工作不能不让监督部门和媒体指责。有鉴于此，总统只好忍痛割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叶利钦同意了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叶戈罗夫、内务部长叶林、国家安全局局长斯捷帕申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库兹涅佐夫的辞职请求。
会上，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说：“作为行动领导人的我，在第一阶段没有协调好除了内务部以外的各个强力机构，其他部门被我忘记了，而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主动精神。关于布琼诺夫斯克，半年来我第一次置身于同行的背后，没有去那里帮助他们。我想正式向叶利钦和斯捷帕申道歉，因为我向报界说了他们一些尖刻的话。我准备辞职，请把这句话视为我的正式请求。”
在所有难逃干系的强力部门领导人中，只有国防部长幸免于难。但此刻，这位号称俄罗斯拿破仑的部长，早已对在车臣动武有了新的认识，起码是在取得胜利的难度上已经清醒过来。他不再期望用一、两个伞兵团，在两个小时内就解决车臣问题，只希望这里不要变成当年的阿富汗。
由于在布琼诺夫斯克事件发生前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同时，非法武装也需要喘息，所以，事件的发生似乎带来了短暂平静。但是，谁都知道，潜在矛盾一点都没有解决。在双方为释放人质被迫开始的谈判中，虽然就停止战斗行动、交换战俘、收缴武器、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参加竞选等事项达成了妥协，但其立场却相距甚远。在车臣地位问题上，联邦政府的态度是车臣必须留在联邦范围内，可以自治，但不能独立。车臣方面则坚持要脱离俄罗斯。在杜达耶夫的问题上，俄方提出他不能参加竞选，而且必须离开车臣和独联体国家。对方的态度却认为杜达耶夫是合法的民选总统，是车臣的“民主改革之父”，当然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调和的，可见，短暂平静的背后还蕴藏着暴风雨。
1995年11月，在与非法武装的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莫斯科决定在车臣恢复合法政权。克里姆林宫急于采取这种措施的原因有四：（1）当时杜达耶夫已经被赶进了深山，车臣实际上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权力真空。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凶杀、暴力事件随处可见，走私军火和贩卖毒品的案件比比皆是，百姓民不聊生。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改变，必将引起车臣人民，甚至引起原来在感情上反对车臣独立的人们的不满。而所有这些，在没有地方政权的情况下是无法改变的。（2）莫斯科认为，随着合法政权的建立，杜达耶夫的政权就成了非法政权，其手下的武装也就成了非法武装。这种社会地位的改变，首先会使一部分挟裹在非法武装里面的基本群众得到觉醒，使极少数非法武装骨干分子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3）叶利钦始终认为，与非法武装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让步。在他看来，车臣本来是下属的一个行政主体，作为联邦政府，只能为下级仲裁，根本不存在谈判。目前，所以被迫与恐怖分子直接对话，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合法政府，否则，这种事情完全可以由他们出面，而联邦政府则手握大权、高高在上，坐山观虎斗，到必要的时候下去吹几声黑哨。比起现在被搞得焦头烂额的局面，那种境界是何等超脱潇洒。（4）1996年将是俄罗斯大选年。现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已经开始，而车臣问题又是叶利钦这架天平上最重的一只砝码。他希望这里尽快安顿下来，哪怕只给他半年时间。
合法政府的建立首先还是要选择代理人，而这时莫斯科对他们扶植了几年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夫图尔哈诺夫已经失去了兴趣和信心。想来想去，车臣宣布独立前的苏维埃主席、杜达耶夫的老冤家扎夫加耶夫又进入了叶利钦的视野。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车臣地区管理局突然宣布，恢复1991年被杜达耶夫搞垮了的苏维埃。几天后，这个刚刚恢复的机构就选举扎夫加耶夫担任了车臣政府主席。
扎夫加耶夫二次执政后显得很大度。首先，他发布了一份公告，邀请杜达耶夫走出深山，共谋振兴车臣大计。虽然他的作秀遭到后者揭露和拒绝，但还是从中捞取了一些政治资本。1995年12月8日，他又以国家元首名义，与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俄罗斯总统驻车臣全权代表洛博夫签署了车臣在俄联邦内特殊地位的协定，规定车臣共和国有权参加国际交往和对外经济联系，并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叶利钦苦苦等待了几年的东西终于得到了，兴奋之余，他决定在车臣进行大选，把扎夫加耶夫名正言顺地扶上台。为了营造祥和气氛，他还发表了一项特赦令，宣布所有放下武器的非法武装分子，都可以得到赦免并受到联邦政府法律保护。
12月17日，车臣大选如期举行，虽然扎夫加耶夫获得了90%的选票，从而当选为总统，但这个选举结果实在令人难以认可。人们认为它不是一次真正的选举，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竞选活动，也没有公布准确的选举地点和时间。在投票的当天，除了在政府大楼门前设了一个固定投票箱外，只有几辆没有标志的公共汽车在大街小巷里转悠，知道是选举车的人就上前投一票，不知道的就过去了。一些俄罗斯评论家和自由派的看法是：扎夫加耶夫的大部分选票都来自驻车臣的俄罗斯士兵。
在车臣举行的选举激怒了杜达耶夫，不敢说这里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总之，一起比布琼诺夫斯克事件更悲惨的恐怖事件发生了。
1996年1月8日夜间，一支隶属于杜达耶夫武装第六大队的600多名非法武装分子，在杜达耶夫的侄女婿，素有“孤狼”之称的匪首拉杜耶夫率领下，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悄悄地越过车臣边界，进入了达吉斯坦。他们翻山越岭，绕过俄军一道道哨卡，于9日清晨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西北方向的基兹利亚尔市。匪徒首先向机场和火车站发起攻击，但由于遭到俄军顽强抵抗很快就撤出了战斗。随即，他们迅速占领了该市的市立医院和产院，以及医院附近的三栋高层居民楼。把楼内的居民、医院里的病人和医护人员总计3000多人集中到一起，当成人质。
从机场、车站方向追过来的俄军以及用武装直升机送过来的增援部队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战斗，双方都有伤亡。整个城市乱作一团。
上午10时许，俄军完成了对两家医院的包围，同时切断了基兹利亚尔通往各个方向的道路，使恐怖分子成了瓮中之鳖。但是歹徒通过无线电台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俄军再发动进攻，只要有一名车臣人被打死，他们就将杀害15名人质。他们还把一些妇女推到窗口和门口，充当人体盾牌，使俄军被迫停止了营救行动。
基兹利亚尔的消息很快传到莫斯科，媒体敏感地把这起事件与半年前发生的布琼诺夫斯克事件联系到一起。有的报纸甚至发出这样的惊呼：“莫非我们大家都要成为杜达耶夫和巴萨耶夫的人质？回答吧，总统先生。”
当天下午，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有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安全委员会秘书洛博夫、总统第一助理柳申、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库利科夫、联邦边防局长尼古拉耶夫以及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叶利钦抑制不住愤怒的情绪，把与会者像孩子似的狠狠训斥了一番。他说，去年6月14日在布琼诺夫斯克市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我们的边防部队还没有吸取教训，还在睡大觉，又让恐怖分子越出国境。
当时，俄罗斯和西方几家媒体都直播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总统的批评无的放矢。因为众所周知，边防部队通常只负责国境线的守卫，而达吉斯坦与车臣的边界是由内务部队把守的。
直到会议结束，安全会议秘书和内务部长也没有主动站出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气得满腹委屈的联邦边防局长尼古拉耶夫在会议结束就向总统提交了辞呈。他在辞职报告中写道：“您1996年1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议上对我的批评和对边防军的评价已经为全国人民皆知，我内心极其沉痛地表示接受。我认为，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最高统帅的您所说的话，等于您表示对作为俄罗斯联邦边防局领导人的我的不信任。因此，已不允许我继续履行公职和迫使我向您提出辞职的请求。”
其实还没到散会的时候，叶利钦就已经觉察到对下级的批评搞错了目标。再者说事件刚刚发生，临阵易帅又是兵家大忌，所以，他没有接受这位局长的请求。
但是，叶利钦发怒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早在上年12月15日的时候，有关部门就收到过恐怖分子准备袭击基兹利亚尔市的情报。三天前，又有线人提供了匪徒准备进入达吉斯坦的消息，可是，这些情报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紧急会议结束了，叶利钦决定由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牵头，有些重要环节由他亲自过问，采取果断措施对付恐怖分子。有些观察家认为，总统所以勇敢地站到前台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表明坚决与恐怖分子斗争的决心；二是要告诉半年前放跑了巴萨耶夫的切尔诺梅尔金等一班人，应该怎样对付恐怖分子。
基兹利亚尔市的谈判仍在紧张地进行中，联邦方面的代表是达吉斯坦政府官员，非法武装的决策人就是“孤狼”拉杜耶夫。此人生于1967年，在制造这起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时只有28岁。他的童年是在车臣南部尤尔特区戈尔达利度过的。中学毕业后曾经在市商业管理局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应征入伍，服役期间还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复员后的拉杜耶夫在工作中表现也比较好，曾经当选过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共青团委员会委员。车臣宣布独立后，年轻的拉杜耶夫被派到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担任行政长官，是当时车臣最年轻的干部，对杜达耶夫也最忠诚。
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后，拉杜耶夫曾经带人抢劫过莫斯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在车臣东部和达吉斯坦境内制造过多起毁路、炸桥、袭击俄军的事件。1995年3月以后，他随杜达耶夫进入深山，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复仇狂”。在古杰尔梅斯，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杀死了五名受了伤的俄军战俘，让人感到他就像狼一样凶残。
在谈判过程中，拉杜耶夫坚持的条件是：俄罗斯必须撤走1994年以来进入车臣的军队，后来又把条件提高到让俄军撤出整个高加索。否则，他们就要与人质及整个基兹利亚尔市一起化为灰烬。
代表俄罗斯参加谈判的达吉斯坦官员则警告匪徒，如果不释放人质，他们将全部被消灭。此外，他们的家属及亲人也将遭到被他们杀害的人质亲人的报复。
谈判一直进行到10日清晨，拉杜耶夫终于让步了。他同意释放大部分人质，交换条件是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同时保证他们的安全。
10日早6时45分，大约300名恐怖分子登上了为他们提供的11辆大客车和两辆卡车。为了保险，匪徒们仍然扣留着162名人质，其中包括十几名达吉斯坦的部长、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和新闻记者。
这天，叶利钦按原计划飞往法国，进行了总计27个小时的访问（包括途中），但基兹利亚尔市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十多辆汽车在驶离被歹徒占领了20多个小时的医院后，向车臣方向开去。目标是车臣首府以东50公里的新格罗兹年斯基。但当他们行驶到达吉斯坦边城哈萨维尤尔特附近时，突然发现通往车臣的桥梁已被炸毁。歹徒命令跟在后面的俄军赶紧调工兵修桥，否则就要杀害人质。但经双方共同派员实地查看，被毁的桥梁确实在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车队只好拐进了路边的“五一村”。
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五一村”坐落在高加索为数不多的一小块平原上，周围无遮无挡。如果使用重武器，很快就能将其夷为平地，但若想不伤及人质，进攻一方在通过开阔地时，势必要做出较大牺牲。
恐怖分子进入村庄后，马上把当地的200多名居民赶到一个地方，又被当成了人质。他们还袭击了内务部队的一个哨所，扣押了37名官兵。这样一来，掌握在恐怖分子手中的人质又达到了300多人。
一直尾随在歹徒后面的俄军在发现上述情况后，马上在距村庄500米左右的地方布下第一道封锁线，将匪徒围得水泄不通。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内务部队还调集了2000多名士兵、3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几架武装直升机，在距村庄2～3公里的地方形成了第二道防线。
双方的谈判重新开始，但武装分子不仅坚持原来的条件，还扣留了前来谈判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多夫、政府总理米尔扎别科夫，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1月13日，在两天的谈判都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步步紧缩的俄军向非法武装分子下达了最后通牒，限他们在14日上午10时前释放全部人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但是当14日10时到来的时候，俄军没有发动进攻，歹徒也没有放下武器。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利钦决定再给对手一次机会。毕竟几百名人质在歹徒手里，万一他们大开杀戒，即使消灭了所有匪徒，整个行动也是失败的。到那时，他将何以面对人质的妻儿老小，何以面对媒体和全国人民。
可是小小的拉杜耶夫偏偏不给叶利钦面子，尽管最后通牒的时间延长了一次又一次，好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歹徒就是软硬不吃。
14日下午，俄军将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同时通过高音扬声器敦促歹徒投降。拉杜耶夫误以为俄军发动了进攻，于是下令对俄军射击，同时用“地对空”火箭攻击俄军的直升机。
15日凌晨，俄军发现从车臣方向来了一股匪徒，估计是杜达耶夫为自己的侄女婿派来的援兵，同时，他们截获并破译了杜达耶夫给拉杜耶夫的指令，告诉他援兵已到，可以屠杀人质，随后突围。
几天来一直守候在“前线”的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在得到这个消息，同时确认有的人质已经遭到杀害后，马上下达了强攻的命令。
首先发动攻击的是武装直升机，他们的轮番轰炸和扫射很快就把小小的“五一村”变成了一片火海。空中打击停止后，乘恐怖分子还没有进入防御阵地，坦克就掩护着联邦内务部队和联邦安全局特种部队冲进村庄，官兵们一面同匪徒搏斗，一面解救人质。在几天来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俄军已经通过空中侦察，清楚地掌握了人质关押地点，所以刚一发动进攻，就占领了关押人质的清真寺和一所小学，使歹徒大量杀害人质的阴谋未能得逞。
由于非法武装分子拼命抵抗，手中又有一部分先进武器，有人身上还捆绑着用于自杀的炸弹，所以，战斗进展得非常缓慢。几乎每间房屋、每幢建筑都要争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经过将近三天的搏斗，18日下午，联邦军队终于占领了这座小村庄，基兹利亚尔市人质事件以与布琼诺夫斯克事件完全不同的方式结束。
在这次事件中，有153名恐怖分子被打死，20人被俘。82名人质获救，18名失踪。俄军方面26人阵亡，93人负伤。其中国防部各部队6死19伤，内务部内卫部队4死24伤，“阿尔法”特种部队2死1伤，内务部机关14死49伤。
事件结束的当天，叶利钦发表了一份告俄罗斯公民书。他在面对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
今天，1月18日，联邦军队制止杜达耶夫非法武装分子在达吉斯坦恐怖行动的战斗已经结束。
采取这一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几天来，匪徒们把无辜的公民扣为人质，联邦当局和达吉斯坦共和国领导人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和平手段。恐怖分子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履行自己的承诺，越来越厚颜无耻和肆无忌惮。
遗憾的是，有军人及和平居民在这次行动中牺牲，杜达耶夫和他的非法武装分子应对此承担责任。恐怖主义没有民族性，我们从来都没有、将来也不会在匪徒和车臣人民之间画上等号。
杜达耶夫非法武装分子实际上已失去取得车臣广大人民支持的希望。在达吉斯坦土地上、在基兹利亚尔和五一村播种死亡和大肆破坏之后，现在他们又试图把自己的行动扩大到其他地区，并且企图不仅把车臣人民而且把整个高加索人民变成自己的人质，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呼吁车臣共和国居民：协助当局和执法机关对付非法武装分子，使践踏人性准则的那些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呼吁达吉斯坦人民、北高加索人民、哥萨克人民保持克制，在保卫俄罗斯不受恐怖主义威胁的事业中，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复仇心理，而是理智。
我们以前说过，并且现在重申：“我们的目标是，在车臣恢复宪法秩序、和平和安宁。倘若武装匪徒胆敢阻挠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决不留情。绝不允许向恐怖主义让步，不予以惩罚只会引发新的犯罪。那些还想恐吓俄罗斯人、颠覆俄罗斯政权、破坏俄罗斯联邦和平生活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
发生在基兹利亚尔市的人质事件本身、处理办法及其结果，对联邦政权和杜达耶夫非法武装来说可谓两败俱伤。对于莫斯科来讲，基兹利亚尔事件告诉人们，车臣战争不仅没有结束，恰恰相反，这场动用了十多万人马，耗时一年多的讨伐，只不过是把战场从车臣境内转到了境外，转到了俄罗斯。如果说半年前的布琼诺夫斯克事件仅仅是个偶然，让人们觉得战争离自己还很远的话，基兹利亚尔事件则让俄罗斯和平居民觉察到危险已经来到身边。
基兹利亚尔事件还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他们不能不问，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车臣人在战斗？为什么年底上台的多库·扎夫加耶夫同年初的乌马尔·阿夫图尔哈诺夫一点都没有区别，只会伸手向联邦要钱，却控制不了局面？人们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最终导致总统支持率的下降，导致在当年7月联邦宪法法院审理了一宗名称最长的案件，即：《关于检查俄罗斯联邦总统1994年11月30日第2137号〈关于在车臣共和国境内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命令〉和1994年12月9日第2166号〈关于制止非法武装组织在车臣共和国境内和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活动的措施的命令〉、俄罗斯联邦政府1994年12月9日第1360号〈关于保障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公民的法制、权利和自由、保障在车臣共和国境内和北高加索地区解除非法武装组织武装的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1993年11月2日第1833号〈关于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理的命令〉的合法性》。
审理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清楚地告诉人民，在俄罗斯高层，已经有人怀疑总统发动车臣战争是否合法，而这种怀疑对尚未结束的战争无异于政治上的釜底抽薪。
从叶利钦和强力部门对这起事件结束后的态度看，虽然不能说欣喜若狂，起码也认为这是在反恐行动中一个成功的战例。但是媒体和普通百姓却有自己的看法，毕竟有那么多人质和士兵在解救过程中失去了生命。人们不禁要问，在解决这类事件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另外，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就是既然是胜利，匪首哪里去了？为什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说被逃脱了，匪徒怎么跳出的包围圈？众所周知，在将匪徒压缩在“五一村”之后，对峙的双方，一面是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和联邦安全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两位大将指挥的由2700多人组成的队伍。另一面不过是一个28岁的匪首带领的“一群狼”。如果连力量如此悬殊的对手都不能全歼，堂堂的俄罗斯军队战斗力何在？倒霉的巴尔苏科夫不得不出来解释，因为几天前他还向总统报告说，“作战人员都落入了圈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进入了有狙击手光学瞄准器的光圈，很快他们就将完蛋。” 巴尔苏科夫最后的解释是：“我们只是没有算计到一点，他们怎么能以这样的速度在盖满厚厚积雪的田野上飞跑，而且是在翻耕过的土地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特别是当我看到作战人员脱下靴子，不穿鞋走路，这也让我太那个了……因为我原来不知道这种情况，看来是怕把命搭上，所以连鞋也可以脱掉，光着脚板跑。”
巴尔苏科夫的答案后来成了在俄罗斯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是呀，由于正规军从来没接受过不穿靴子在雪地上飞跑训练，让拉杜耶夫逃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其实，基兹利亚尔事件对杜达耶夫集团也产生了很强烈的负面影响。除了直接损失了一部分人员和武器弹药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由于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平民为人质要挟联邦政府，而且每次都造成很多人员伤亡，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已经不再是为车臣民族独立同俄罗斯进行斗争的勇士，而是一伙杀人越货的匪帮。他们的所作所为，使自己彻底失去了将来还能够在车臣执政的资格以及取得胜利的可能。事件发生的当天，包括许多原来支持杜达耶夫的车臣百姓，都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在民怨沸腾的格罗兹尼街道上，一位教师对记者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是车臣人民的又一悲剧。达吉斯坦的事情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把车臣人民推向深渊，使整个高加索的政治局势复杂化，对于这样残酷阴险的计划，我们只能祈求真主，让他去开导那些丧失理智的人。我们寄希望于俄罗斯的领导能够遵循人道原则，为保护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人的生命做出适当的反应。”
基兹利亚尔事件还使杜达耶夫遭到国际社会和穆斯林世界的谴责。北高加索地区八个共和国、州、边疆区领导人，在事件发生后马上做出反应，他们认为绑架人质事件是穆斯林的耻辱。这些领导人联名上书叶利钦总统，希望他采取果断措施，解救人质，打击恐怖分子。
对于国内的声讨，杜达耶夫的解释是：在军事上无法与俄军对抗的情况下，他就是要把劫持人质当做同俄罗斯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他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叫嚣，“为了实现民族独立，我不惜让自己沦落成恐怖分子，为别人做嫁衣裳”。
在听到国外的一片谴责声后，杜达耶夫拍案而起。他在1996年3月7日接待几位记者时说，美国和西欧国家都是俄罗斯的帮凶，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派驻格罗兹尼的维和委员会成员是罪犯。他在对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一翻攻击后，表示“一定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说：“车臣战争结束后，武装分子不会放下武器，他们将到穆斯林世界抵抗美国的前线去。现在欧洲注视着对我们的进攻，趁我们还没有把战争打到欧洲去，让他们注视吧。如果事态继续下去，力量平衡发生变化，就会在土耳其境内发生战争，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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