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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研究细致入微
“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头衔听起来很有高高在上的意思，但在接触中，本报记者却有另一番感受。
首先，这些专家虽然多是美国人，但他们中文都非常好，有的甚至可以用“地道”来形容。比如著名学者傅高义到中国
一所高校演讲时，说的第一句话是：“20年没来了，大家别来无恙吧”。康奈尔大学的寇艾伦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他们在家里都用中文交流。他妻子对本报记者说，结婚几年来很少说英语，自己的英语水平大大降低了。
其次，这些学者非常注重从“特殊渠道”获取信息。比如，知名学者兰普顿在其代表作《同床异梦》每一章节的注释中，都写有这样的话：“此问题是中国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或学者告诉我的”。除了官方渠道，美国学者还重视从民间获取信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告诉记者，她每次来中国访问，无论日程安排多满，都要抽出时间与中国学生接触。中国学生的思维很活跃，可以激发她的很多灵感。此外，这些专家也愿意深入中国社会了解情况。记者在陪同时发现，他们不要求任何中国官方人员参与，只是四五人一组，深入到中国普通居民社区、菜市场、老人健身中心、劳动力市场等地，随机问一些与当地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们也会走到一些巷子里，随手抄下那些提供“办证”服务的电话号码。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采取很具体的研究方法。从事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江忆恩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从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有关奏折里，对“主战”和“主和”问题进行量化统计，再与中国古书《武经七书》相结合，总结出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这本书里大量引用中国古籍，让人无法相信，写作者竟是一位没有中国血统的西方人。汉密尔顿学院的政治学家李成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他研究的问题是谁会成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在其代表作《下一代领导人》中，李成采用大量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前几代领导人的情况，如成为省部级领导及进入高层的年龄等，并以此得出最后结论。更细致的中国问题专家则研究中国领导人每一次面对重大事件时使用的语言，进而推断中国高层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直接参与“中美战略对话”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美国著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主要通过5种途径影响美对华决策。一是智库研究人员直接到政府任职。自从智库体系产生后，美国的智库就与政府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将其戏称为“旋转门”，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是如此，当今的布什政府表现得更加明显。二是出版刊物、著作或提交报告。三是利用大众媒体形成舆论。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个大型智库都设立了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沟通和联络。有些智库甚至设立了24小时开通的“媒体热线”。智库研究人员借助大众媒体，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引发公众关注，形成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四是为政府释放政治信号。美国政府往往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放试探气球，为一些重要对华政策的出台做准备。2002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就美国对台政策表态。他按照布什的授意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这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一个阶段以来布什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重要标志。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著名智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一时之间引来国际媒体热评，认为以鹰派为主导的布什政府即将对对华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五是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美国智库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会上往往是冠盖云集。布鲁金斯学会1月12日召开简报会，讨论题为《权力的转移：中国和亚洲的新变化》这本新书。这场以中国崛起给亚洲政治带来改变为主题，特别讨论中印、中日和两岸关系的简报会，在召开约一个星期之前就因为想要参加的人太多而停止来宾登记。
现在，智库推动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双轨会谈”往往成为政府对华政策的幕后推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学者黄靖向记者透露说，其实在佐利克公开提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之前的一周，布鲁金斯学会就拿到了佐利克的演讲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佐利克的演讲发表后，“利益相关者”一时成为热门术语，并带来很多不同的解读。布鲁金斯学会专门派高级研究员到中国跟相关机构接触，向它们做解释工作，同时听取中方的反应。去年12月8日，佐利克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黄靖向记者透露说，会谈前，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研究人员到中国，与中方的研究机构做了“双轨会谈”，中美两边的智库后来分别把会谈结果向戴秉国和佐利克做了汇报，使得战略对话进行得非常成功，“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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