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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新疆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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