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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７月１９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请谢富治和王力讲话。但他们在讲话中训斥武汉军区的领导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百万雄狮”和独立师、２９师那里，群众和解放军战士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于７月２０日凌晨开始游 行，并公开质问谢富治、王力：“百万雄狮”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他们回答，还声称：如果不回答，就要全市罢工、罢市，“百万雄狮”要在武汉军区呆一个月。
当天下午，陈再道去看望谢富治。“百万雄狮”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尾随陈再道进入谢富治的房间，他们质问谢富治，要求揪出王力。王力吓得躲在里间不敢出来，后来一想，谢富治算是老革命，有他保着，没有问题，便大胆出来与“百万雄狮”的人见面。但“百万雄狮”的人不吃那一套，把王力抓走了。这样一来，谢富治也慌了神，但灵机一动，对进入他房间的“百万雄狮”的人说：我是老革命，你们要抓我，就抓吧，看你们怎么样收场。“百万雄狮”的人一下被他唬住了。谢富治靠“老干部”这张牌，躲过了一劫。
“七二Ｏ事件”以后，江青等人以此大做文章，攻击说这是搞兵变，是陈再道等人支持的兵变。武汉军区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典型，军内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七二Ｏ事件”为导火线，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情。多亏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采取措施，把王力抓了起来，才平息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谢富治本来在“七二Ｏ事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他转向转得快，见毛泽东反对乱军，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掉过头来批起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王力来了。这样，毛泽东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陷害刘少奇，攻击陈云
谢富治在“文革”中，积极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诬陷、迫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谢富治诬陷的党内第一个高级干部，是刘少奇。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被打倒，造反派甚至冲到刘少奇家里，辱骂、殴打刘少奇。但真正要打倒刘少奇，必须有“材料”。这个“材料”是谁搞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主要是江青、康生带头搞的。但是，谢富治也是参与搞这个“材料”的主要人物之一。
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在诬陷刘少奇的问题上，谢富治惟江青之命是从。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关于刘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给江青同志过目。在谢富治的参与下，江青、康生等人用逼供信的手段，陷害刘少奇。
从１９６７年５月起，谢富治就在江青、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从刘少奇历史上找问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此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６４人，江青、康生控制的其他专案组扣押的人数更多。在这些被扣押的人中，有的与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有关，有的根本无关，但为了搞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他们捕风捉影地大搞逼供信，甚至对垂危的病人也搞突击审讯。他们还在各地组织爪牙调查所谓刘少奇“叛党”问题。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上海、武汉搞重点调查，还组织了４００多人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但始终没有查到所谓刘少奇叛党的证据，也没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手下人为了向江青、康生、谢富治交待，只好在王光美的调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写道：经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康生、谢富治对这份材料很不满意，将其作废。后由康生亲自动笔起草报告。康生生拉硬扯，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他们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少奇。
但是，毛泽东对定王光美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持怀疑态度。况且，即使定王光美为特务，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仍然坚持要保刘少奇，不让江青等人把刘少奇置于死地。
江青、康生、谢富治干脆直接诬陷刘少奇。１９６７年６月，江青亲自诬陷刘少奇在领导新四军时“勾结敌伪”，还信誓旦旦地说：“我记不清了，可是一定有。”她要下面的人一定要查出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谢富治立即执行，派人去查。结果，他的亲信爪牙花费了很大功夫，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到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对此，谢富治十分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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