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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什么是你决定要跟斯皮尔伯格面谈的原因？
刘贵今：这是我工作上的份内之事，因为斯皮尔伯格先生给胡主席写过一封信，这个事外电也报道过。我们驻美使馆给他回了一封信。我既然作为达尔富尔特使，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说明真相，跟他们进行沟通。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来，还是有个别的不友好的力量在向他施压，他的压力也很大。
当“传话人”与西方压力无关
《国际先驱导报》：您提出，中国愿意在苏丹与西方之间充当“桥梁”和“传话人”，这句话如何理解？
刘贵今：现在达尔富尔问题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苏丹政府和西方国家之间缺少起码的互信，相互之间有很深的疑虑。我一直倡导西方国家应该和苏丹之间建立一种基本的互信，就是应该适当改善关系，这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否则随着疑虑越来越深，误解越来越深，问题就越来越难以解决。中国与苏丹政府之间有良好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也有良好的关系，希望在这中间做一些沟通，劝说双方改善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国际压力下开始转变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不作为”态度，当传话人就是中国转变态度的具体表现。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刘贵今：我觉得当传话人不能说是态度的一种转变。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特别是达尔富尔问题升温以来，一直采取着寻求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方面做苏丹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
我们追求的不是减轻美国国会的压力或者是媒体的压力。我们追求的是问题的实际解决，我们追求的是实实在在帮助苏丹结束战乱，实现和平和发展，符合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这个地区的利益。
希望西方拿出实在行动
《国际先驱导报》：25日晚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您与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威廉姆森举行了首次会谈，是否要美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刘贵今：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主要利用这次机会结识他，结识这位威廉先生。同时我跟他很简要地介绍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些基本主张。我还向他表示，中国希望跟美国进行合作，而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中美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当然了，我也希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向达尔富尔那些它们比中国有着更多影响的、拒绝参加和谈的反政府武装施加更加积极的影响。我还表示希望美国方面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着重于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而不是着眼于施加压力。(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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