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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大舞台上，上演着王权的兴衰、大国的崛起。看似缭乱无序，其实都有内在的规律。历史中的每个主角，大到我主耶稣、释迦牟尼，小到华盛顿总统、凯撒大帝，其思想和行为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文化的沉积。如果除掉他们头上那些神秘的光环，走下神坛，他们也是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之人，都有七情六欲，也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过失。不管他们是否是由开导民智成为先知、藉父兄之资守成为主或跻身于仕途之路成为权臣，他们只是幸运地和时代的那一刻的际会相逢，而且明智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业绩。
一位英国哲学家说过: " 历史使人明智。"历史成承载着人类高超智慧和精神财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的启迪；才能震碎一切混沌的蒙昧、唤醒一切沉睡的灵魂；才能深刻地理解现实；才能敢于挑战未知；才能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和精神延续。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国文化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沉迷于中华文明那金碧辉煌的千年古殿时，不由得梦回“秦时明月汉时关”那种桃源仙境，感慨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但当我们猛醒后放眼世界之际，不由得惊叹一个个优秀的民族创造出崭新的现代文明和人间奇迹，不由得痛心于国人那令人费解的固步自封和不思进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抚今追昔，解读先进工业国家崛起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朔根寻源，分析民族千年辉煌与悲剧。笔者这里谈几点粗浅的感受和认识，权作是抛砖引玉。
中国国家的雏形起源于秦朝。一个曾经最弱小、落后的秦国通过“变法”而变得强大，这与儒家没有一点点关系。促成秦国变法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商鞅，他原本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信念，正是雄心勃勃地想要成就霸业的秦孝公逼他走向了“变法”之路。秦国处于落后的边远地区，相对来说也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秦朝苦役太重。当陈胜担心受到惩罚而挑起竹竿造反时，竟然有成千上万人的为逃避劳役、兵役的人们纷纷响应，这就是所谓的“揭竿而起“。不过从事情的另一方面来看，陈胜也并非是个省油的灯，更不要说“代表着”什么先进阶级。他当雇农时就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的豪言壮语，举事时他喊的口号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矛头直指统治阶级核心。用今天的观点来说，陈胜就是“对社会存在严重不满，反政府的野心昭然若揭。”至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那就更不像话了，据《史记》载，秦始皇巡游天下时，刘邦和项羽都亲眼目睹了天下第一帝的堂堂威仪，刘邦感叹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其眼馋和口水千载之下犹可想见，项羽则更是露骨，竟言道：“彼可取而代也。”可见当时的社会现状：道德彻底崩溃，社会弱肉强食，人人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况下，自私自利天经地义，狂妄自大理所当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揭竿而起”。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剑开创了汉朝的基业，亲眼目睹了起义军颠覆秦朝的强大力量和浮躁不安的社会现状。所以他借鉴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废除了秦朝的苛政，采用黄老的清净无为的愚民政策，分封诸侯来笼络人心。今天很多人批评刘邦倒行逆施、走回头路，实际上是对当时的情况缺乏了解。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之后, 中国的国力已达巅峰。15岁的汉武帝继位后, 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是所谓的“表儒里法”。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在御前主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是否需要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的大辩论，会中他作出一项历史上罕见的战略决策：主动进攻。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展开结盟外交，重用名将霍去病、卫青、李广等不断攻击河西走廊地区, 将游牧民族从中间一“劈”为二。此次战争可以说是 耗费钱粮亿计，人口损失50%，最后迫使匈奴归顺, 令中国在国际舞台首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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